在瓦尔登湖畔读书

太有意思了，中国的市民空间和中间缓冲带没了，异质性仍然存在。假早餐券、翻墙进景区、冒充工作人员看球是活生生的“弱者的武器”，似乎还存在一种江湖道义潜规则，露馅后卖家“秒退钱”，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玩一场系统猫鼠游戏。

在缺乏稳固市民空间与中介组织的超中央集权叙事中，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气质、心理创伤与审美偏好，往往会通过权力机器的无限放大，直接投射为全民的生存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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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献综述的课题是“关键可塑期”。在政治社会学中，个体价值观与心智模型的定型存在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即15至22岁的“关键可塑期”（Impressionable Years）。这一时期的个体对外部时代事件、社会气候及最高权力者的个人气质最为敏感，此时内化的时代印记将凝结为终身难以逆转的精神底色。 这一假说部分解释了当下中国各世代群体画像的撕裂与自我规训现状，其本质是一部权力对微观主体进行拟态塑造的代际流变史。 回溯历史，极权秩序的演进在不同世代身上浇筑了截然不同的心智模具：毛时代的青年（40后与50后）在关键可塑期遭遇了宗族、民间自组织的彻底清洗，其精神真空被克里斯玛神圣政治填补，退行为追求绝对一致、消灭自我的“宗教狂热式”集体人格；步入邓小平时代（60后与70后），关键可塑期撞上了意识形态退潮与“放权让利”的剧烈震荡，个体的精神底色转变为在霍布斯丛林中野蛮生长、冷眼旁观宏大叙事的实用主义与物质焦虑；及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80…

铁窗之后：新报告揭示中国看守所普遍存在虐待问题 保护卫士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blog/behind-bars-new-report-chinas-detention-centres-shows-widespread-abuse 保护卫士今日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在中国看守所中，遭受警务人员酷刑、同仓人员施暴、律师会见受阻、监室过度拥挤以及几乎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早已成为在押人员的普遍遭遇。 问卷调查揭示了什么？ 本研究问卷由第三方机构独立编撰并执行，一共访问了84名曾被拘禁的中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受访者合计曾被关押于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如此广泛的地点分布反映出，受访者所描述的虐待与不当对待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 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暴力对待（施暴者包括警察、管教及其他在押人员） 76…

由于“自我占有”在黑人政治思想中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理想状态，因此“剥夺财产”便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批判力的工具。这或许也是为何这一概念尽管被广泛使用，却很少被明确理论化的原因。在黑人女权主义传统中，对“财产剥夺”与“自我所有权”问题进行最深刻但又被忽视的探讨的当属法律理论家帕特里夏·威廉姆斯。在《种族与权利的炼金术》等著作中，威廉姆斯探讨了人们既渴望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以抵御性暴力、掌控生育能力等），又担忧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矛盾心理。她用一段精辟而有力的文字总结了这一点：“夺回被剥夺的东西是好事。真正的自我占有是自我认知的体现。然而，将那些源于我的被剥夺行为的‘遗产’据为己有，却是个令人困扰的悖论。”在我看来，威廉姆斯在这里探讨的正是我所称的“财产剥夺困境”的一个方面。她并非只是在重复白人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自我所有权哲学一致性的长期矛盾观点。相反，她指出了奴隶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尤为尖锐的困境：对于那些历史…

《Theft Is Property! (Radical Américas)》 Robert Nichols

核心难题依然存在。如果我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自己，那么我是否也有权处置自己呢？如果是这样，这种自我异化是永久性的（如奴隶制）还是暂时的（如出租自身）？对许多人来说，永久性地自我异化——比如被卖为奴隶——不仅在道德上令人质疑，而且在概念上也难以理解，因为这相当于以一种方式行使权利，从而彻底剥夺了自己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自愿奴役因此既是对人格权的行使，又是对其的否定。

随着社会关系日益被纳入财产化、商品化的轨道，父权统治带来的自主权与生活控制权的剥夺，逐渐被视作自我所有权的丧失。此时，性别歧视行为便被理解为对女性固有“人身财产权”的侵犯。因此，问题就变成了：通过那些旨在重新确立、恢复或实现这种“自我所有权”期望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进女权主义者打破并取代父权统治的目标？虽然一些理论家认为“自我所有权”这一概念不可或缺——比如在性暴力背景下捍卫女性身体完整性的过程中——但也有人认为它有损于女权主义的目标。

财产权是一种法律制度，它赋予某些人对其所拥有的物品的独占控制权。所谓“独占控制权”的含义存在很大争议，但通常被认为包括处置权——即可以出售、赠与或以其他方式将物品从自己手中转移出去。因此，处置权是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权利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具有“财产属性”，那么似乎也应当具有可转让性。如果我拥有生命或自由的权利，那么说这些权利“属于我”的意思之一，就是我可以将其转让给任何人。当这一观念被视为“自我所有权”的一种体现时，它便引发了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史上那些重要人物的困扰与争议，因为它在概念上可能缺乏逻辑一致性，或者会导致道德或政治上不可取的结果。其中最令人担忧的结果莫过于拥有“自我让渡权”。如果我的生命权可以像普通财产那样被让渡，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契约让自己沦为奴隶。

非场所的空间既不创造单一身份，也不创造关系，只创造孤独与比喻。那里没有历史的空间，除非它已经转化成一个景观元素（通常在用典文本中）。支配那里的是现实，是当下的紧迫。

“非场所”(non-place)出自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Marc Augé)的《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一书。非场所与传统意义上的“场所”相对立，源自“空间”和“地方”的划分。空间是流动的场所，是流动个体的集合。在传统的人类学定义中，场所至少具备三个基本特征：场所的认同感、与人的联系性和历史性(Augé: 52)。那么，非场所就是不具备这三个特征的场所(77-78)，如超市、机场、车站等，旅行者在这些场所中穿行而过，却没法与这些场所建立联系，而且此类场所也缺乏认同感和历史性。和福柯所定义的多种矛盾共存的空间“异托邦”不同，非场所的内部是高度同质化的。当人们进入这个空间，就被解除了平常的身份并被重新赋予新的身份，如顾客、乘客、司机等。这种新的身份具有高度的同质化特性，毫无独特性可言(103)。